當舖行這個非主導性的民間金融行業一直延續到了現代銀行等金融業發達的今天
“當鋪是窮人的錢莊，錢莊是富人的當鋪。”大名鼎鼎的“紅頂商人”胡雪岩曾這樣形容當舖——這個我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為古老非銀行性質金融行業，這個現代銀行業的雛形和源頭。
“這是一條新的融資管道，也是對專業銀行的必要補充。”市當舖行業協會會長杜明亮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儘管經歷了跌宕起伏，人們評說褒貶不一，這個非主導性的民間金融行業卻一直延續到了現代銀行等金融業發達的今天，且仍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佔有一定的位置，它的發展過程十分值得回味。
乾隆年間
當鋪興起聚集渝中
據《巴縣誌》記載，重慶的當鋪是在乾隆年間興起的：1760年，重慶設有當店一家，到1765年，四川總督阿勒泰以“當店官為經理，雜費既多，店內人員又不操練軍事，還恐怕發生私人拉用款項的弊病”奏准清王朝，將官辦當店一律停止。
“當時，由於陝西人在四川經商，很有勢力，他們開設了大量當鋪。”杜明亮告訴記者，清朝光緒三十二年以前，全川共有60餘家當鋪都是陝西人開設的，在重慶城區，也就是現在的渝中區內，東自東水門、西至通遠門、南自南紀門、北至臨江門人口不過10萬的彈丸之地上，陝西人開設的當鋪就有五家，先後分別是響水橋的隆德當，小什字的大有當，九尺坎的日升當，十八梯的永貞當和油市街的榮盛當。
辛亥革命後
當鋪增加代當出現
辛亥革命後，全川有正規資質的公質店已達數百家，僅重慶就有17家。為了維護該行業利益，報經市商會同意，重慶市當舖業同業公會正式成立了。
“為擴大業務範圍，這17家公質店又派生出了一批代當店，專為公質店代收轉送當物。”杜明亮說，那時，要做代當店業務不必向官方備案，但首先要有一定資金，少則數百元銀元，多則一千以上，其次須取得公質店同意。
杜明亮說，公質店為了增加業務，都願多設代當店，但如果代當店過多，就會分散和減少公質店的利潤，“當時，重慶先後開設的代當店有20餘家，除城區，也就是現在的渝中外，在郊區彈子石、銅元局、磁器口、木洞等地也有。”
改革開放後
當舖企業無序復興
“文革後的20多年，當鋪曾有過一段銷聲匿跡的時期。”提及辛亥革命後當舖行業的大變化，杜明亮說，直到改革開放後，1987年12月，成都成立第一家新中國成立後的當舖行，重慶乃至全國的當舖行業逐漸進入無序復興的階段。
據瞭解，那時全國湧現出了100多家當舖企業，私營性質的在90%以上。“那時的當舖業務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杜明亮告訴記者，由於老百姓的衣物不再像清朝服飾那樣複雜、值錢，衣物被作為當品的很少了，而是以首飾、古玩、字畫等為主。
上世紀90年代
大量當舖家用電器
無序的復興影響了當舖行業的正常發展，1993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為此下發了《關於當舖行管理的通知》。1996年4月，人民銀行又制定了《當舖行管理暫行辦法》，對無序發展的當舖企業進行了清理、合併和整頓。
“那次清理後，重慶的當舖企業只剩下不到30家，分佈在各個區域，渝中範圍內仍然最多。”杜明亮回憶，從此，當舖行業除有了人民銀行作為管理機構外，家用電器也開始進入了質押的業務範圍，“那幾年，隨著經濟發展，家用電器逐漸進入老百姓的生活，但還不普及，相對於現在，照相機、答錄機、手錶、攝像機等的價值都還比較高，因此自然成了當品。”
2004年後
當品增不動產和財產權利
2000年6月開始，我國開始改革金融體制，國務院同意把當舖企業作為特殊的工商企業，而非金融企業。“要經營當舖企業，除了經營許可證外，還須獲得特殊行業許可證。”杜明亮說，2001年8月，重慶頒發了《當舖行管理辦法》，之後，我市當舖企業增加了近30家，目前，全市各區縣共有當舖企業97家，渝中範圍內的占10%。
杜明亮說，自那以後，當舖企業的經營範圍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即增加了不動產；且對“財產權利做質押”作了明確規定，即存單、保單、倉單、提單、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使用權及股票等都可以作為當品。
“由於當品範圍的擴大，當舖企業的最低註冊標準增加到了500萬元，涉及不動產抵押的當舖企業的最低註冊資本更是增加到了1000萬元。”
杜明亮告訴記者，目前，不動產在我市當舖企業業務中占了80%以上，動產減少到不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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